筚路蓝缕二十春

万事开头难。我们研究生院的创业也真难。

1978年，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研究生制度。胡乔木同志立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传达并决定：由当时所属的十几个研究所，按各所能带研究生的导师人力，和办公室挤得下能有座位的人数，订招生计划，招生总人数在250人以内。当时社科院也刚成立不到一年，只有一座破旧不堪的办公楼。

报名和考试的结果大大出人意料。报名的竟达5000多人，成绩优良的超过250人。这里面不仅有“文革”前的大学毕业生，而且有很多“文革”初期的初中生，经刻苦自学在专业和外语上得到这么好的成绩。看到这么好的成绩，许多人深深赞叹中华民族是个压不倒、也乱不垮的优秀的民族！党组果断地决定：把成绩优良的一个不漏地录取下来，共录取440多人；由社科院克服一切困难，创办研究生院统筹教学，统一管理。

胡乔木同志提议请陈翰笙同志任研究生院院长，陈老是我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内外知名学者，德高望重，众望所归。并指定我兼任副院长（当时我在科研组织局），协助陈老工作。我奉命到陈老家，说明来意。陈老问：“校舍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只好暂时借用，以后再建新房。”陈老又问：“有多少教授？”我说：“各研究所的研究员不少人可以兼教授。”

陈老听此情况，加上经动乱后身体不大好，就推辞说：“我已年过八秩，年迈体衰，难以胜任，你年轻，你干吧！”其实那一年我也64岁了。以后陈老见到我，多次亲切地半开玩笑地叫我“布尔什维克”。我又向乔木同志建议请周扬同志任院长。

周扬同志那时任社科院副院长，主管文学片。乔木同志说：“你们很熟，你先找他商量一下吧！”周扬同志听了我说的困难和紧迫的情况，加上我说：“请你掌握全院大政方针，具体工作我保证做好。”他稍加思索就答应了。这样，周扬同志就成为我院的第一任院长。

我们研究生院是在1978年8月25日经中央批准成立的。第一年借了3处校舍，院部和大多数系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借的一幢半楼房，哲学系和新闻系各有80多人，前者借了全总干校的校舍，后者借了人民日报社的宿舍。除人民日报社宿舍长期借用至今外，1980年，因借用期满，原住北师大的一摊搬到十一学校（部队办的十年一贯制学校），哲学系搬到东郊的一家骡马大店。我以院部的一摊为重点，有时去哲学系和新闻系。有一次，乔木同志闲谈，谈到小平同志批评一个大学校长的事，说学校不是机关，校长不能像在机关工作那样按时下班，晚上是学生活动的重要时间，校长也应跟学生在一起。乔木同志谈时似乎无心，我却十分留意。从此我住在十一学校办公室，每星期只回家一两次，力求跟同学打成一片（我住了大约6年，直到1985年我病倒住进医院）。那时候，请一些机关负责人和知名学者专家做报告，都得借附近单位的礼堂。我也跟着同学们一起东奔西跑。有一次，一个同学问我：“温老师！我们像一群吉卜赛人，哪天才能有安定的校舍啊！”我说：“我们正在努力，我想一年两年总会有的。”

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建院会如此困难。1978年9月社科院就向国家计委、国家建委报了建院计划书。经过层层批审，特别是找地征地的困难，到1982年9月才得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同意征用现在院址的复函。1984年8月开工，主体工程到1987年竣工。为了建院我们所写的报告申请，得到的批复，以及与有关单位的协议、合同等等就达约250件。前后所花的时间8年多。我曾慨叹说：“全民抗日战争，打了8年，我们建院的时间，真想不到比8年还长。”这中间还有一个曲折，我们原来是请三机部设计院设计的，要求能照顾到21世纪上半期的要求。设计已接近完成，因随物价上涨，预算不够，我就直接找了当时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，请求追加建院费用。他问我：“为什么必须办研究生院呢？”我说：“请您想想，当年在延安为什么要办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。”他一听就说：“这我明白了，不必多说了，你说要追加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两千万。”他说：“好吧，你回去用党组名义写个报告给计委，我批。”我向党组汇报，党组对办研究生院的意见本来就不完全一致，对我的汇报也未讨论，拖延不办，后来由党组书记和分工主管基建的党组成员决定，要我们更换个设计单位，改由他们找的另一个设计公司降低规格、因陋就简地重新设计，研究生院就建成了1987年的那个样子。现任书记廖世伦、院长方克立同志来院时，我第一次见面就遗憾地说：“留下这样一个不够理想的摊子，有些困难就要你们去克服了。”现在的学术报告厅、留学生宿舍新楼等，都是他们来后新建的。